北大红楼·旧物 | 一纸聘任书背后,改革中孕育新文化

时间:2021-08-20 01:10:05 来源:新京报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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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教育救国理念的蔡元培从法国归来,接下北洋政府的北大校长聘任书。陈腐的旧北大在其“兼容并包”的办校理念下,迅速革新,焕发研究学问之风尚,招徕一批肩扛文化革命大旗的斗士,开创我国现代大学男女同校先河。

“官僚养成所”开始研究高深学问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接下黎元洪一纸聘任书,蔡元培成为北大校长,内心却并不轻松。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记者 浦峰 摄

那时的北大流弊丛生,大多数学生都是京官及外官候选,只想混张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课外大多进行的是吃喝嫖赌等不正当消遣。想要将这所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绝非易事,校长反而成了“高危职业”。

但蔡元培认为,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职演讲中痛批校园里弥漫着做官发财思想,并宣示了他的改革目标:要把这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所“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首先从自己做起。蔡元培一直想把北大改造成一个师生、员工一律平等、团结友爱、融洽互助的大家庭

一改历任校长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平等对待师生员工,进出校门下车向校役脱帽、鞠躬;发起成立“进德会”,他作为普通一员入会; 废止学生对校长的“呈文”陋规,把学生的各种建议送登《北京大学日刊》,则择其可行的督促职员实行。同时严肃校规校纪,清退许多心不在焉、品学不端的学生。但清退也并非置之不理,蔡元培多次约一被退学者到办公室谆谆劝导。最终,这个被人视为桀骜不驯的学生,却也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

其次更新教师队伍,不论年龄、资历、政治立场,展其所长,一视同仁,绝不歧视。

三顾茅庐之下,“青年导师”陈独秀带着《新青年》杂志来京,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随即,蔡元培又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与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一起致力于文科的改革。他们绝大多数都在30岁左右,其中,胡适、刘半农年仅26岁。

1917年2月,陈独秀已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自第3卷第1号开始在北京编辑。记者 浦峰 摄

此外,虽留续长辫、效忠清室,但辜鸿铭精通英、法、德及希腊文,仍延聘请他讲授《英诗》;刘师培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24岁的梁漱溟仅是中学毕业,但自修哲学写作《穷元决疑论》一文,被认为是一家之言,即聘为北大讲师。

校制改革随之而来。调整学科:“扩张”文理二科,“截止”工科,“独立”法科,“归并”商科。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决定教学方法、教科书选择、学科废立、图书设备添置等。

此后在国内最早成立大学研究所,同一阶段,提出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

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一系列改革之下的北大脱胎换骨,大师云集,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喷薄而出争奇斗艳。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批判;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勇于求异创新。可以说,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做了充分的准备。

新旧文化必有一战

此时的北大校内,最根本的矛盾,是旧派与新派的矛盾。

旧派是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人物;而新派,则主要是指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中心的具有留学背景且主张立新的新派人物。

借得北大宝地,陈独秀与胡适之也因蔡元培的一纸聘任书迅速合流,新文化运动的“三驾马车”终于成型:留日之陈独秀、留欧之蔡元培、留美的胡适之,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场域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

语言是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将矛盾推到极致,要求以白话文彻底取代文言文,并以文学作为白话文的主要载体和场域,“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彻底取代旧文学,创造中国崭新的白话文学,即要对旧文学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一发出,这个只有26岁的青年一下子名满天下。随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横空出世,认为只有通过文学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文学形式的彻底变化。

“文学革命”得到了年轻学子注目,但这场革命仍然处于“不特没有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尴尬境地。

更激进的钱玄同,将守旧文人称作“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却无人理会。于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商议上演一出“双簧信”。以译界泰斗、桐城派拥趸林纾做靶子,在“王敬轩”的来书和刘半农的答书中,大段关于林纾的译文,算作公开挑衅。性格刚烈的林纾受不得这种公开的嘲笑与讽刺,于是还击,从《荆生》《妖梦》到《致蔡鹤卿太史书》,才让“新旧论争”不是左右互搏地自说自话,而真正成型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林纾极力反对北大改革、反对新文化运动,公开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蔡元培“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

蔡元培看到后,当天立即撰文。摆事实讲道理,有据有理有节,一一反驳,并郑重宣告: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面对蔡元培义正词严的答辩,6天后林纾《再答蔡鹤卿书》中说,所求尊重孔子、不悖伦常、不摒弃古文等要求均得到合意的答复,“心遂欲,畅遂无言。”


蔡元培“兼容并包”手稿。记者 浦峰 摄

北大红楼首开女禁

虽已是民国,男尊女卑的陋俗依然根深蒂固,“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是金科玉律。已经开设的女子学校授课程度也并不很高,远非现代大学的教育模式,开设好课的国立大学还是清一色男学生的天下。

1920年2月,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革措施又在北大红楼践行——大学开女禁。如今,还能看到北大首先招收的3名女学生王兰、奚浈、查晓园的合影。

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作《贫民院与贫儿教育关系》的讲演时,主张仿效欧美男女同校共读:“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

1920年2月,北京大学首开女禁,招收王兰、奚浈、查晓园3人入校旁听,开公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记者 浦峰 摄

受到讲演内容的鼓舞,社会上年轻知识女性纷纷来信,请求北大开放女禁。蔡元培完全赞同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但仍然有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压力。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大的顾颉刚回忆,当时有女生要求进入北大读书,这使得校中办事人为难了,究竟答应不答应呢?蔡先生说,章程上并没有说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话,我们把她们收进来就是了。

1920年2月,由于弟弟王昆仑在北大读书,王兰便首先通过弟弟向学校申请入学。蔡元培问王昆仑:“她敢来吗?”“她敢。”“可以让她来试试。”这样,王兰就成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女生,开男女同校的新风尚。但由于过了招生时间,王兰先在一年级旁听。随后奚浈、查晓园两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成为旁听生,至3月中又增加了6位女生。秋季招考时,蔡元培决定正式招收女生,以上9名女生都被录取。

随后,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相继仿效,女生也有机会在各地大学读书学习。

心怀教育救国理念的蔡元培从法国归来,接下北洋政府的北大校长聘任书。陈腐的旧北大在其“兼容并包”的办校理念下,迅速革新,焕发研究学问之风尚,招徕一批肩扛文化革命大旗的斗士,开创我国现代大学男女同校先河。

“官僚养成所”开始研究高深学问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接下黎元洪一纸聘任书,蔡元培成为北大校长,内心却并不轻松。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记者 浦峰 摄

那时的北大流弊丛生,大多数学生都是京官及外官候选,只想混张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课外大多进行的是吃喝嫖赌等不正当消遣。想要将这所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绝非易事,校长反而成了“高危职业”。

但蔡元培认为,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职演讲中痛批校园里弥漫着做官发财思想,并宣示了他的改革目标:要把这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一所“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首先从自己做起。蔡元培一直想把北大改造成一个师生、员工一律平等、团结友爱、融洽互助的大家庭

一改历任校长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风,平等对待师生员工,进出校门下车向校役脱帽、鞠躬;发起成立“进德会”,他作为普通一员入会; 废止学生对校长的“呈文”陋规,把学生的各种建议送登《北京大学日刊》,则择其可行的督促职员实行。同时严肃校规校纪,清退许多心不在焉、品学不端的学生。但清退也并非置之不理,蔡元培多次约一被退学者到办公室谆谆劝导。最终,这个被人视为桀骜不驯的学生,却也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

其次更新教师队伍,不论年龄、资历、政治立场,展其所长,一视同仁,绝不歧视。

三顾茅庐之下,“青年导师”陈独秀带着《新青年》杂志来京,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随即,蔡元培又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与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一起致力于文科的改革。他们绝大多数都在30岁左右,其中,胡适、刘半农年仅26岁。

1917年2月,陈独秀已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自第3卷第1号开始在北京编辑。记者 浦峰 摄

此外,虽留续长辫、效忠清室,但辜鸿铭精通英、法、德及希腊文,仍延聘请他讲授《英诗》;刘师培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24岁的梁漱溟仅是中学毕业,但自修哲学写作《穷元决疑论》一文,被认为是一家之言,即聘为北大讲师。

校制改革随之而来。调整学科:“扩张”文理二科,“截止”工科,“独立”法科,“归并”商科。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决定教学方法、教科书选择、学科废立、图书设备添置等。

此后在国内最早成立大学研究所,同一阶段,提出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

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一系列改革之下的北大脱胎换骨,大师云集,各种新学说、新思潮喷薄而出争奇斗艳。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批判;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勇于求异创新。可以说,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做了充分的准备。

新旧文化必有一战

此时的北大校内,最根本的矛盾,是旧派与新派的矛盾。

旧派是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人物;而新派,则主要是指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中心的具有留学背景且主张立新的新派人物。

借得北大宝地,陈独秀与胡适之也因蔡元培的一纸聘任书迅速合流,新文化运动的“三驾马车”终于成型:留日之陈独秀、留欧之蔡元培、留美的胡适之,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场域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

语言是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将矛盾推到极致,要求以白话文彻底取代文言文,并以文学作为白话文的主要载体和场域,“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彻底取代旧文学,创造中国崭新的白话文学,即要对旧文学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一发出,这个只有26岁的青年一下子名满天下。随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横空出世,认为只有通过文学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文学形式的彻底变化。

“文学革命”得到了年轻学子注目,但这场革命仍然处于“不特没有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尴尬境地。

更激进的钱玄同,将守旧文人称作“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却无人理会。于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商议上演一出“双簧信”。以译界泰斗、桐城派拥趸林纾做靶子,在“王敬轩”的来书和刘半农的答书中,大段关于林纾的译文,算作公开挑衅。性格刚烈的林纾受不得这种公开的嘲笑与讽刺,于是还击,从《荆生》《妖梦》到《致蔡鹤卿太史书》,才让“新旧论争”不是左右互搏地自说自话,而真正成型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林纾极力反对北大改革、反对新文化运动,公开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蔡元培“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

蔡元培看到后,当天立即撰文。摆事实讲道理,有据有理有节,一一反驳,并郑重宣告: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面对蔡元培义正词严的答辩,6天后林纾《再答蔡鹤卿书》中说,所求尊重孔子、不悖伦常、不摒弃古文等要求均得到合意的答复,“心遂欲,畅遂无言。”


蔡元培“兼容并包”手稿。记者 浦峰 摄

北大红楼首开女禁

虽已是民国,男尊女卑的陋俗依然根深蒂固,“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是金科玉律。已经开设的女子学校授课程度也并不很高,远非现代大学的教育模式,开设好课的国立大学还是清一色男学生的天下。

1920年2月,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革措施又在北大红楼践行——大学开女禁。如今,还能看到北大首先招收的3名女学生王兰、奚浈、查晓园的合影。

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作《贫民院与贫儿教育关系》的讲演时,主张仿效欧美男女同校共读:“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

1920年2月,北京大学首开女禁,招收王兰、奚浈、查晓园3人入校旁听,开公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记者 浦峰 摄

受到讲演内容的鼓舞,社会上年轻知识女性纷纷来信,请求北大开放女禁。蔡元培完全赞同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但仍然有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压力。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大的顾颉刚回忆,当时有女生要求进入北大读书,这使得校中办事人为难了,究竟答应不答应呢?蔡先生说,章程上并没有说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话,我们把她们收进来就是了。

1920年2月,由于弟弟王昆仑在北大读书,王兰便首先通过弟弟向学校申请入学。蔡元培问王昆仑:“她敢来吗?”“她敢。”“可以让她来试试。”这样,王兰就成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女生,开男女同校的新风尚。但由于过了招生时间,王兰先在一年级旁听。随后奚浈、查晓园两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成为旁听生,至3月中又增加了6位女生。秋季招考时,蔡元培决定正式招收女生,以上9名女生都被录取。

随后,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相继仿效,女生也有机会在各地大学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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